大清早，目送儿子儿媳小两口离开，又把丫丫送到了小区里的托儿所，我回到了自己家中。关好门，收拾好一家人早餐的碗筷。我没有急着去学校，今天上午学校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身为校长就算迟一会儿到学校，学校里面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更何况亲家颜副校长也会帮我负责工作。我走进卫生间脱下衣服打开淋浴。
冒着热气的水浇下，我舒服地闭上了眼睛。感觉自己身体被温暖包围着，仿佛依偎在一个有温度的怀抱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唉，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充满坎坷。
我对我亲生父亲仅仅停留在3岁那年的依稀记忆之中。那时候正逢文革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还没有现在的丫丫大，那时候不知道什么红卫兵、文革工作组、工宣队，在她童年的依稀记忆中，只每天都有一帮打人喊着“文斗”“武斗”打来打去，还有自己记忆中的亲生父亲跪在台上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批斗的情景。父亲每次在台上被批判时，都仿佛睡着了一样，只有红卫兵的一声怒喝声中，才能让父亲猛地惊醒一般，然后背诵着那些说了无数遍的认罪词。而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在上海的家，也总是被红卫兵们抄家抄得乱起八糟，到最后我的母亲也在麻木种懒得收拾了，反正还是要被“革命小将”们破坏的，还收拾干嘛呢？
更恐怖的是父亲开始把在批斗台上养成的麻木的情绪也带入家中。他开始对家里一切不管不问，不问我和母亲的吃喝，整天麻木的坐着。即使每天半夜我母亲在噩梦中惊醒抱着我嚎啕痛哭，这个男人也依然麻木地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我的母亲实在不堪忍受离婚了，带着我回到了家乡。母亲那时的决定我其实能理解，但是我不止一次自私地想象，假如当时我的母亲熬过去了没有离婚，那我后来不就是上海干部家庭子女了妈？
我不能苛责我的母亲，她不是那种鲜有的少数具备政治远见的女人，那些极少数真正聪明的女人选择了继续和受迫害的干部配偶在一起。事实上后者却是正确的，夺权的年轻红卫兵是没有执政能力的，那帮干部、知识分子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执政位置上的，熬过了那些年的动乱，这些人最终还是回到了人上人的生活上来。
但是，当时我的母亲，一个朴实的妇女又岂有这样的远见？我3岁那一年年底，已经处于崩溃极限边缘母亲带着已经4岁的我与我的亲生父亲离婚，乘着过年没有红卫兵打扰，离开了原本的家庭，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东市乡下的一个偏远农村。
一开始娘俩相依为命的生活是那样的困苦。这样的环境下我懂事得远远比同龄的小孩更快。我习惯了压抑自己的需求，习惯了物资和精神的匮乏，习惯了每天饿肚子，习惯了不提任何要求，习惯了——得过且过。
我十岁那年，母亲和一个大自己十岁的矿工结婚了。那时候旷工是个人人羡慕的职业，稳定的收入能够带来养活一大家子的口粮。母亲和旷工继父刚刚结婚那会儿是我少有的一段快乐日子，饭能吃的饱了，住的房子也变得更加宽敞温暖，偶尔还能有玩具了，一起玩得小伙伴也有了，继父虽然每天下井经常不回家，但是每天短暂的回家时光对自己还算不错，日子似乎在向好的方向走去。
但是，好景不长.继父终究是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善良的劳动者对我的爱终究还是要给别人的——连同我母亲那一份，一起分走了。
我12岁那年，母亲怀孕了，继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我也打心底替继父和母亲高兴，那时候我真单纯啊，真心盼着有弟弟妹妹诞生，和自己分享生活，陪伴着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母亲的怀孕，让自己才刚刚拥有的短暂的幸福生活再一次走到了终点。
几十年后我回忆时不得不明白，母亲的怀孕使得这个家后面实在无力再照顾我了。那时候，每到继父下班回家，我都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和母亲在悄悄商量着什么。最后，在母亲肚子明显显怀的时候，她们做了一个决定，把我送到继父的姐姐家暂时抚养。
我还记得我跟着继父的姐姐——那个我称之为大姑的女人一起离开家的那一天，天灰蒙蒙的，我身上挎着母亲递给我的包裹，里面有两双厚底布鞋，几件打了大块补丁的衣裳，一堆皱巴巴的零碎钱。临走前，母亲眼泪巴巴地拉着我的手，那时候母亲的肚子已经明显显怀了，而旁边那个男人——我的继父，则蹲在那里，抽着烟，一言不发。这个家即将迎来小生命的诞生，母亲行动已然不便。我低着头，看着在干旱的天气下已经干裂的土路，坑坑洼洼仿佛是母亲、继父、还有许许多多祖辈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或者说，我就走在这一张张在生活中麻木的脸上。
在大姑家度过了三年之后，我15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和继父一起把我接了回去。她以为自己终于要重新和母亲继父、已经出生的亲妹妹一起生活了。但是继父却告诉我，我要嫁给同村孙爷爷家里的儿子孙金生。
因为继父的亲生女儿生病，孙爷爷一家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继父便让我回来报恩，嫁给他们家的独生子孙金生。于是，1986年，16岁的我嫁给了19岁的孙金生。那时候身体已经充分发育的我让孙金生很有面子，人人都夸孙家媳妇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孙金生父亲找关系和奔走下，我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乡镇当一名农村小学当代课老师。而我的丈夫则分配到了海东市城郊当一名代课教师。
虽然代课教师不是铁饭碗，婚后的我们虽然一直分隔两地也没什么太多的激情，但是也算得上平淡无忧。1987年，我的儿子出生了，孙金生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孙小侃。
温馨的一家三口，安稳的日子，还算富足的生活。我感觉自己有了归宿感，唯一遗憾的是，始终和丈夫分隔两地，无法团聚一直是我的心病。
直到1993年，镇上来了一个退伍专业的年轻小伙子，他叫韩楚焱，是当时我教书所在乡镇的一个干部。